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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所能打开的现实之盒:记「与荒谬对称──可洛、梁莉姿、曾繁裕小说新作对谈」

2020-07-07

今年本地三位作家推出新作。可洛《幻城》、梁莉姿《明媚如是》和曾繁裕《后人类时代的它们》这三部小说/集,不约而同指向虚构与真实的对话,日复日的荒谬与我城困局,甚至延展到人类作为种族的一种,何去何从。去年12月2日,水煮鱼文化于九龙城书节期间,举行「与荒谬对称──可洛、梁莉姿、曾繁裕小说新作对谈」,在《字花》编辑关天林主持下,三位作者谈现实的荒谬,更谈虚构与想像的力量怎样反抗荒谬。

可洛:一切从戏剧开始

三位作者虽然都获得不少文学奖项,但写作之路的起点各有不同。可洛从一篇剧作获青年文学奖戏剧组冠军开始,「今次我写作的《幻城》,是作为一种抵抗,这和我最初得文奖的作品,其实有对话的地方。那份剧本的主题是不满考试制度,当时地球人口过剩,再没居住空间,考试成为淘汰多余人口的工具,除去不及格的人。而剧本写不同主角面对这场考试的心境。」

剧本的意念源于当年自身对教育、考试制度的不满,《幻城》则从虚构城市出发,延续他一直以来对制度的思考。他相信大家阅读幻城的时候会找到很多贴身、熟悉的事物。当他仍是中学生时,他会在週记习作中向老师投诉种种现象,如学生不准长髮和染髮,但为何有些老师又照做无误?他花几个星期的时间,在週记的呈交与发还间,和老师针锋相对。最后,老师仍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。

「我发现原来我一直都在做这件事,文字是很微小的工具,挖掘现实诸多问题,可能是教育或考试,到现在演变成关于一座城市的营造。我不知道那种抵抗的力度是否足够,但当城市犹如铜墙铁壁,那得看会不会有人以螺丝刀撬开隙缝。」可洛如是说。

梁莉姿:以写作的奇幻解决愁闷

梁莉姿的写作同样始于校园和写週记,但不是为投诉而写。她形容,最初的写作动机「不纯」。「我一开始创作小说既非纯文学,也不是严肃走向。中一那年,我由中文小学升到英文中学,所有科目以英文教授,连数学也因为英文教学而不及格,当时只有中文表现良好。中文科的週记习作是一种自由写作,我开始创作短篇故事,然后老师会贴堂,同学会读过会讚好。加上初中我喜欢和我母亲到图书馆,因此接触一些奇幻、侦探推理的作品。于是我写作篇幅介乎三、四千字的小说,列印给同学看,他们会追看。于是在别人对我创作的欣赏中,突然间重获价值和成就感。」

于女校读书,她说校园生活严肃,规矩繁多,学生只能过得很乖或过得很闷。写作对她来说,奇幻故事一来解决愁闷,二来进入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,可以离开校园那种睡觉给老师骂醒的生活。

从壁报板连载小说,到今天出版《明媚如是》,有两个转捩点,使她走进严肃文学之路。有段时期她沉游内地后宫青春类型小说,却意外由阅读郭敬明的作品,接触一些内地有潜质的作者,他们书写乡土风格的小说,令她获启发,仿作一篇关于其每天由将军澳挤进港铁车厢,到石峡尾上学的作品。作品获该届青年文学奖季军。自此,她开始对文学书写产生兴趣。

然而中四那年,她意外得知一位学姊不满其作品,「她说我文笔虽好,却不是文学。我便决定要写更多文学作品。其实这两个转捩点并不单纯,而是我从写作获得意义,写小说于我,并非在于我怎样一直影响小说,而是在我写小说的过程中,小说如何改变我。我写第一本小说时,我以为小说可以给我一个答案,但现在我发现,创作小说后的沉澱,不是为找出答案,而是问更多的问题。」

曾繁裕:文学由情感开始

《后人类时代的它们》作者曾繁裕笑言和可洛有渊源。从参加徵文比赛获奖,知道可洛的存在,又记得他曾在电视节目上,介绍电影。他心中默默觉得对方是值得仿效的人。

而他的文学,由处理自身情感开始。「好像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便是日记体。我当时写日记,又因为暗恋女生,当日有特别事情发生,就写下来。慢慢创作上经过文学奖肯定,不如用现实把虚幻变换出来。如果现实只可以複述自己的事,那幺虚构可以置入别人的故事、或者扭曲故事,甚至预视将来的事。从不同处境配搭想像各种可能情况,帮助自身梳理困惑。」

他又指,即使过去以散文夺得文学奖,但是人不出名,散文难吸引读者,于是改为写小说。「岂料写小说也没有人看。」他笑说。他的第一本小说独立出版,回望青少年时代的欲望与躁动,而第二和第三本小说校园色彩较浓厚,因为当时他在中学任教,见证不少荒谬的事实,值得以文字留存其中,引人反思。新作《后人类时代的它们》则思考现代人类文明与科技发展的关係,猜想人类灭亡可能不因为天灾,而是自己存在的价值渐渐消失,由机械人取代。

《幻城》里寻死的女护士

三位作者虽然都屡获文学奖,但作品针对现实的荒谬,进路各有不同。关天林回应,可洛从获奖剧作到创作《幻城》,都有一种写作风格与关怀,夸张地道出现实的问题。他以《幻城》其中一篇小说〈想死〉为例,女主角是一名护士,但她愈来愈想自杀;而幻城又有一个部门严禁市民自杀,而男主角在那部门工作。「与投诉会考制度相比,关注的主题愈来愈大和沉重。」关天林说。

可洛说,他构想的幻城是一座看不见天空的城市。那里的人只会看见天花板和水管,「天花板之上又住上另一批人,而幻城正不断兴建。当我住二十层,我以为我一直都住在这里,实情是每天我都比昨天住得更要矮。城市空间很压抑,没有出路,〈想死〉的女主角想,那些人的去路在哪里?寻死能否成为一种方向?」

他续说,「想死」不一定指「断了气」,而是有时每人都经历过一种接近死亡的快感,如同人们在机场游乐场玩过山车或跳楼机,他们可以为此付钱享受濒死。他认为寻死的体验可能是一种人内心深处的舒压处。《幻城》正是以文学,表现当前人们的生活到底是怎样。

小说所能打开的现实之盒:记「与荒谬对称──可洛、梁莉姿、曾繁裕小说新作对谈」
可洛《幻城》

《明媚如是》里的地底工人

「我想《明媚如是》最初是个讽刺的名字。两个月前香港国际黑盒剧场节,有部剧作名为《美好的一天》,邀请十九个本地人分享自己的遭遇,有人提起雨伞运动时被拘捕,有人分享自己职业故事。原来人们的痛苦已经够多,但城市美好的一天又过去了。即使社会中一口螺丝钉很痛苦,但大家都会继续前行,阳光如常。」

当世界不为一个人内心的痛苦而停下,梁莉姿说,《明媚如是》从不同阶层的小人物出发,书写他们的故事;而所有故事都在2015年开始写。那是雨伞运动后的一年,她仍记得雨伞时期,世代之争、立场之争,场域内外的落差教她不解。「为甚幺我们觉得理所当然,黑白分明的事,那幺多人会认为是错?当时我大学二年级,主修中文系外,还副修文化研究,对于大叙事和小叙事之间的微小个体,他们怎样存活?

而她又不全然觉得学院就是对,不觉得那些人必然悲惨与卑微。有一年她到花莲的原住民村落担任义工,有这样的启发:「其实悲惨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悲惨,而是我们以高的地位俯视才觉得惨,他们的生活没问题。」

阳光下,书中有篇故事〈双双〉的主角,却是一直藏在地底工作的工人。「我曾经在港台字幕组实习。港台任何一个节目,都想利用镜头语言让大家了解某一个族群,〈双双〉的男主角係在地下工作,源于港台辑名叫《地下世界》的节目,有集採访水务署,及在下水道工作的工人。我看了许多次,节目针对他们工作的细节,令我写小说时有丰富资料,当时也觉得这份工作有趣,最后慢慢沉澱出这部作品。」

梁莉姿自言性格强势,任何事都会勇于表达自己。而入读大学后,扩阔交友圈,令到不少故事当中的角色犹如真实个案,从他人性格及过去生命中不同事件怎样交织,她尤其好奇。回望前作《住在安全岛上的人》,她说与《幻城》较相似,由设定出发,看城市当中的人的生活,由一点到织出一张网。

而写出像地底工人的故事,她则解释当交流生时,喜欢上美国画家Edward Hopper的作品,以一个画面构建一个故事在其中。于是她尝试写小人物教事,不为解决问题,而是缘自己的理解,以自身的虚妄贴近那些人生,不同人物的想法。

《后人类时代的它们》楔子与棋子

关天林又问到,曾繁裕《后人类时代的它们》立足于人类文明时代,想像一个完全没有人类的世界,到底怎样参考及取材?他亦「剧透」,小说有个楔子,记下一个平凡而喜欢下棋的人的一生。他形容,这就好比是人类文明到机械人时代的最后一瞥。

曾繁裕说,现实上的取材中,有件事相当震撼他,令他来了灵感。「我受学院训练,重视逻辑和连贯,要做很多资料搜集,也不时上网看有甚幺新闻。李世石与Alpha Go人机大战新闻,李世石只赢一局;后来Alpha Go和另一名棋手柯洁对决,最记得柯洁有局突然下子中途情绪失控,伤心地离座。我很同情他,也觉得围棋不止于胜负,还有个人境界的追求,那一瞬间,见到柯洁的背影,顿觉这是全人类文明的一个困境。」

他续说,那种困境是无论人类文明所有思考成果有多丰富,当来到一个冰冷的世界,都毫无作用。二战时纳粹大屠杀、苏联史大林大清洗、毛泽东推动的政治运动,一个时代一代人物累积我知识,原来敌不过一种冰冷无情的决断。他记得哈拉瑞的着作提到,人类几十年后会渐渐被机械人取代,将会出现名为「无用阶级」的东西,那些人类只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找到自己价值。

「科技发展的过程,像人类创作一些东西摧毁自己。就像最近基因编辑婴儿,不断冲破道德,到最后发生更大的冲突。一个婴儿甚幺病也没有,但如果技术只由富人掌握,阶级仍然没变。当人类灭亡,机械人怎样看待自己?它们应该觉得自己很无聊。它们会模仿人类,虽然有点反智,人类自视为万物之灵,但走不出人类的界限,例如人类不可以扮狗叫,我想机械人应该也有类似的自尊。」

荒谬现实  小说摺叠

而关天林则问到,既然每个作家都有其关怀,世界的荒谬数之不尽,又有没有发现自己写作完成后,外头已经有更多荒谬的事情发生?

可洛先从自己生活经验出发,谈及人类日常习惯和适所的现实,存有种种荒谬。他提到自己居住的社区附近,近年愈来愈多天桥建成,掩去天空。「最初我觉得很碍眼,但几年后这些天桥都变得不起眼,与四周环境融合。而荒谬是大家一开始认为这些事物不可以出现,慢慢却由我们适应它们。小说于我,就像要重新找回一些麟角、尖锐,刺痛人的感觉。」

他提到《幻城》有一篇故事,正是源出于现实新闻。那新闻报道一个小女孩遭含羞草刺伤,家长投诉后,政府部门把含羞草除去。一宗新闻在《幻城》内变成女孩为保护盆栽,在城市流浪的小说,他认为新闻一般受篇幅所限,有时间性,但小说可以把现实进一步发挥,犹如一种有弹力、张力的物料。当小说把现实荒谬加以摺叠、变形的时候,反而可以覆盖更多地方。

「这不是追上追不上的问题,而是我们怎样重新发现一件事,把它延展到更複杂的关係当中。新闻的种种荒谬奇事满足不了我。」可洛说。

梁莉姿觉得,赶不上现实的荒谬本身已是一种荒谬。她担心有一天自己从写作到出版一部小说,但读者已经难以感受当中的时地人情。和可洛一样,她过去住在将军澳也是「桥城」,七年没有回到故居,她说有一次到将军澳,发现童年记忆中的社区全然变了样。「又例如最近豪华戏院传出清拆消息,这是我经常看戏的地方,所以我有种焦虑,怕读者不知道我记忆中的事物。」

她也提到,《明媚如是》有些小说同样源出于社会现象。她记得近年香港的中学生轻生潮,年轻美好的生命为何会自行了断?透过资料搜集,她意外发现香港的自杀率偏高,但是最高的年龄组别,却是属于长者。她更加不解。

「长者都快死,为甚幺也要急着结束生命?而新闻除了不够弹性,还有它必须要定性的局限,于是长者自杀的新闻,比不上年轻人轻生潮那幺吸引。缘新闻和最近的议题出发,我去理解一个人的生命,到底生活中那幺多微小细碎的物事,要积累到何种地步,才会压垮一个生命。关于那些存活在灰色地带,在主流声中很容易因不愿思考而遭忽略的人,我想用作品探挖出来。」

而与《幻城》和《明媚如是》不同,《后人类时代的它们》针对现实的荒谬上,时空跳跃幅度最大,关天林问,跳到较远的位置思考,会否因此也有更多现实指涉。

曾繁裕自言受学院训练,从学术论文开始思考社会,发现现代生活改变速度过快,快过人类所能适应的速度。「荒谬与人生烦恼由此而来,尤其在香港,这种差异更大。很多人会思考为甚幺,但更多会进入消费主义逻辑,形成自我中心,渐渐成人类共同困境。」

他说,荒谬可以以学术思考,也可以以小说表达。《后人类时代的它们》处理的不是人类,而是历史上生灭过程是否重複出现,形成一个又一个小风波。他觉得小说尝试处理的是怎样以技术处理荒谬,或荒谬怎样影响我们生活。「技术发展与人类出路之间,有没有甚幺启示?」

关天林认为,从三位作者分享的经历都能看出一个共通点:个体与庞然大物之间的对抗,以及对抗过程中产生的无力感。「那是一种荒谬又必须接受的物事。他们以小说触及个人的回忆,拯救将被遗忘的城市人物,捕捉边缘群体的声音。虚构某程度上是种更加激进的形式,那是因为他们以小说重新理解现实。」

他们面对庞大的荒谬之城,然后走进去。关天林如是说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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